中国哲学家们是不是为现实的社会政治结构进行论证和辩护,为之提供理论依据?这是当前研究中存在的一个实质性的问题。
其实,王阳明和所有理学家一样,都以天人合一、心理合一为最高境界。[77]《答南明汪子问》,《王龙溪全集》卷三。
这正是王阳明万物一体境界说的最大特点,即强调感受经验及其主客观的统一。它把美学与伦理学合而为一,从道德情感中体验美的境界,这就是所谓乐。可见,陆九渊把审美意识的主体原则提到了空前的高度,从本心即自我出发,去建造美的境界。情然而心为之择,谓之虑。须要指出的是,王夫之是性情统一论者,他很重视情感的作用,无论是道德体验,还是美感体验,都离不开人的生理需要和心理的情感活动。
夫民有好恶之情,而无喜怒之应,则乱。天理之性是人的不动的内在本性,情欲则是对外物发生知觉以后出现的情感活动,这种好恶之情虽然也是内在的,但它是由知引起的,而知是不能离开对象的。理学范畴系统从理气篇开始,还要继续展开、继续过渡,并进到一个新的领域,即从客体进到主体,从自然界进到人。
而人的问题最集中地体现在心性范畴上。只有经过玄学和佛学这个发展阶段和儒学的复兴,理气、道器、太极阴阳等范畴逐步结合起来,才形成儒家形而上学宇宙论的范畴系统。这中间又有重大的分化,就是客观范畴论和主观范畴论的分化。就性和理而言,本来是人和自然界、主体和客体的关系,但理又被说成是性的来源。
理学天人合一的整体原则,把人类社会看作是自然界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,人作为个体存在,是社会整体中的一员,处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,人的主体性实际上是指社会群体性,主体意识实际上是指群体意识。而心性问题当然不能简单地用理气关系来解释。
其具体涵义则包含所以然与所当然两方面内容,作为本体存在的理,则又是极好至善的道理,而不只是纯粹的自然规律。由于理学家并不强调天的实体性及其存在,而是强调其功能和过程,因而天又被归结为自然界的总规律、总法则,或气化流行的过程。四 理学范畴是一个完整的系统,这个系统完成于天人篇。这既是理论思维发展的必然结果,也是社会实践发展的需要,因而具有鲜明的时代和民族特点。
这固然是一种人生理想和社会理想,但是并没有离开封建社会的现实。[4] 程颢、程颐:《遗书》卷六。王阳明则主张推致心中之知于事事物物。其中,性命是从宇宙论到人性论的过渡性范畴,命是天所赋予人者,性是人所受于天者。
与理气直接联系的道器、太极阴阳、理一分殊等范畴,都是理气在不同方面、不同层次的表现或运用。性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内在本性,主要被归结为人的道德本性或道德理性,但很多理学家也承认,人具有生物、生理等自然本性。
明清之际,随着经世致用思想的出现,普遍重视实践并出现了颜元的践履之学,认识论进一步向实用方面发展,成为这一时期的重要特点。理学家通过讨论知、行及其关系,提出了道德理性的自觉和认识的主体能动性问题。
以理气为中心的一组范畴,就是讲理学宇宙论和本体论的。它们分别代表认知理性和道德理性、审美意识。如果把中国哲学概括为人的哲学,这是一点也不过分的。所谓客观论,是从宇宙本体出发说明心性合一的理论,周敦颐、张载、二程和朱熹等人,都属于这一类。它提出了整体性、系统性原则,这一点可能具有重要意义,但它缺乏具体的理性分析,没有从理智、意志、情感等方面进行区分,因而带有很大的朴素性、直观性和笼统性。前者属宇宙论范畴,后者属人性论范畴。
这些范畴的进一步展开,便出现了动静、神化、一两等范畴,从而构成了宇宙发展观。因为只有人才是理学范畴系统的中心问题,居于中心地位,心性篇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。
方法论的变化,反映了理学范畴体系整体结构的某些变化,但是却没有也不可能出现新的范畴体系。一两则是神化的进一步展开,具有更加普遍的意义。
理学家虽把天本体化,说成形而上的本体存在,但它并没有形成纯粹形而上的逻辑范畴,形而上者即在形而下者之中,不离形而下者而存在。就其现实性而言,则是对社会伦理规范的自觉服从。
但是,它认识到人和自然界的统一性,人必须服从自然规律和法则,应该求得和自然界的稳定和平衡,这些都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。人之所以为人而异于万物,在于人禀五行之秀而为万物之灵,这个灵处就在于心。[2] 朱熹:《大学或问》卷三。心有两层涵义,一是指认识器官及其知觉、思虑等认识功能及作用,即所谓知觉灵明之心。
所谓体道、知命、尽性,不仅是主体通过直观认识和自我体验,实现同宇宙本体的合一,而且是实现人和物质自然界的有机统一,即所谓生态平衡。这既是本体存在,又是现实存在。
无论是周敦颐的思通,张载的穷神知化、穷理尽性,还是程颢的先识仁体、反身而诚,都是为了尽性以至于命的性命合一之学。早期理学家把形而上的天命之性说成善,把形而下的气质之性同恶联系起来,以变化气质为恢复善性的重要条件,但后来的颜元等人却否定了天命之性,以气质之性为善,表现了价值观上的重要变化。
理学家提出的格物、穷理之学,就包含着较多的认识论思想,不承认这一点,是不符合事实的。但无论是天人合一或心理合一,都是从总体或整体上说,就其实际意义而言,它又是真、善、美的统一。
此后,这三个范畴一直成为理学天人合一论的重要内容,受到理学家的普遍重视,并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。就整个发展过程讲,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,即以张载为代表的气一元论,到二程、朱熹为代表的理一元论,再到王夫之为代表的气一元论。这便是形上形下和体用。理学家虽以人的问题为中心课题,但人离不开他所生活的客观环境和条件,即自然界(和社会)。
它也有目的论思想,却不是宗教神学那样的目的论,而是有机生成论,天被说成是生生不息的自然过程,这种过程具有生物学的潜在目的性,其在人的实现即所谓善。古代思想家把究天人之际看作是最高的学问和智慧,并由此形成了中国传统哲学独特的思维方式,理学则进一步完成了这个任务。
[1] 邵雍:《观物外篇》卷六。但他们都承认,自然界是一个有机的统一整体
理散在万物,而其用之微妙,实不外乎一人之心。物只是眼前事物,都唤做物。